儒家：君子之道

(文/李轻舟)礼乐制度在周的社会中既实际充当了法律的角色，又在形而上的层面形成了一个价值体系。但是在周公初创礼制的时代，这个价值体系是无意识且模糊的。我现在要谈的这个价值体系，其实是礼乐制度本身在历史中走向衰落之后（即礼坏乐崩），一部分人为了挽救这个趋势而赋予其上的，它更像是奄奄一息的礼制回光返照的产物。而扮演礼制拯救者的这部分人就是先秦诸子中的儒家，他们在堕落庶民之前，可能就是教授或指导经典礼乐的专门人才。所谓儒家学说或儒家哲学，也就是儒家为周公礼制赋予的时代意义。
 

道家把乱世的根源放到了人心中的欲望，这一点儒家基本是接受的。但较之于个体的人，儒家更强调社会的因素，所以他们把重点放在了礼乐制度的衰微。对儒家来说，所谓救世，其实就是救礼制，出发点是礼制，终点还是礼制。这就好像是说，现在（春秋战国）这个社会缺乏秩序，所以要加以秩序，直到它恢复秩序。

哲学和文学艺术一样，它的价值很大部分在于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反应。儒家学说作为先秦一大哲学流派，并非只是对周公礼制的机械继承，在它为传统的礼乐赋予价值意义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改造了礼乐制度。这种改造不是大张旗鼓的，而是潜在的，甚至是在字面以下的，但又是触及本质的。我有必要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君子”、“小人”是儒家学说中最常见的两个称谓，也是后世被广泛使用的词汇。这两个词在周公礼制和孔孟以来的儒家学说中有截然不同的意思。《尚书·周书·无逸》记载了一段周公的论述：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这句话的字面大意是：“君子”知道了农事的艰难（“先知稼穑之艰难”），再去享受安逸（“乃逸”），就能知道“小人”的痛苦（“小人之依”）。它传达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小人”承受着“稼穑之艰难”，也就是说在这里“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是是否直接从事作为社会生产劳动的农事。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周公礼制中，“君子”指的是自天子到士的贵族，而“小人”则是庶民或奴隶，“君子”、“小人”的区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阶级的区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旧的阶级系统已经紊乱，儒家对“君子”、“小人”采取了一种抽象的表述，比如《论语》有言：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以上所引三段都是先秦儒家关于“君子”、“小人”的名句。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儒家的表述中，“君子”和“小人”呈现出的是道德（“德”与“土”、“刑”与“惠”、“义”与“利”）或精神境界（“坦荡荡”与“长戚戚”）层面的差异，二者的区分已经从周公的阶级区分抽象为伦理道德的区分。后一种区分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对“君子”的定位更接近于欧洲的“骑士”（knight），而不是通常说的“绅士”（gentleman）。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例子来阐述儒家对礼制触及本质的改造，是想强调一点：在以人为中心的视角下，儒家学说可以被看作是教导人作君子的学问，它并非催产阶级意义上的贵族（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它又确实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而是旨在塑造有德性的人，提倡有德性的生活。儒家学说，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门道德哲学。

孔夫子、孔圣人、“孔老二”……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礼乐之邦鲁国人，是殷商王族的后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孔子与道家的老子被并列为两大思想巨人。然而与老子不同，孔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更像是一位教育家、伦理学家（或者说道德哲学家）。据现代的学术成果而论，孔子可以被视为“私学”的创始人，也就是第一位以私人身份教授学生的老师。传说中，孔子聚众讲学的地方叫“杏坛”，与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或吕克昂学园（亚里士多德创立）类似，今天它已经成为了教书育人之所的泛称。相传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我们今天已无法考据这两个数据的准确性，但毫无疑问，孔子讲学授徒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孔子为弟子们开设的课程合称“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套课程安排承袭自《周礼》，是中国古代第一套完备的教育体系，与希腊罗马时代的“七艺”（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体系相似，其完整全面是令人惊异的。除了我业已反复提及的“礼”、“乐”两科外，“六艺”还有军事性质的体育课程：“射”和“御”，也就是射箭和驾车，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这两门课程的教授者，孔子本人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或者通俗地讲，武艺）是不足为奇的。而所谓“书”就是识字课程，其核心是教授汉字的造字法；“数”与“术”相同，包括算术、历法、堪舆等课程。综合起来，孔子的教育体系已经涵盖了德育（“礼”）、美育（“乐”）、体育（“射”、“御”）和智育（“书”、“数”）四大部分。这一阶段的孔子形象，依照弟子们对其的称呼，即孔夫子。所谓“夫子”，正是对学者或老师的敬称。而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因材施教”（典出《论语·为政》）的思想已经成为了现代教育理念的基石。

后来的司马迁给予了孔夫子极大的尊荣，在其撰写的《史记》中，孔子的生平事迹被单独记述，辟为《孔子世家》。按《史记》的体例，“世家”是诸侯一级的传记。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的一生被渲染上了一层宿命的悲剧色彩：他出生时家道中落，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进入鲁国的上层统治集团，曾官至中都宰（相当于首都市长）、大司寇行摄相事（即以国家总检察长身份代理国务总理）。后来，由于在高层内部政治斗争中失势，被迫下台，出走鲁国，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的生涯，却四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最终，疲惫的孔子回到了鲁国，三年而卒。

也就是在汉代，孔子的形象有了飞跃，从受人尊敬的教师一步步被塑造为受人膜拜的神，从儒家学派的孔子变成了基督教的耶稣。在汉代的儒家眼中，孔子被视为没有登基的王者，也就是“素王”，有王者之道，只缺王者之名位，是真正的“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历代统治者都为孔子进行加封，自唐以降，孔子的爵位已经达到了周天子一级的王爵，号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孔门嫡系子孙则世袭衍圣公爵位，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受政权朝代更迭影响的世家贵族。这一阶段，孔子的形象成了孔圣人，即使没有所谓的神性，也至少是人中龙凤。

孔圣人的形象维持了两千年之久（民国时，去王爵号，仍称“大成至圣先师”），到上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一个激烈而微妙的现实政治背景下，孔圣人几乎一夜之间被踢下了神圣的祭坛，享受到了“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特殊待遇。在严肃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孔子成了过往一切历史罪恶的始作俑者，他颠沛流离的一生被定性为“罪恶的一生”。跌落圣坛的孔子不仅失去了圣人的荣光，甚至作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丧失殆尽：他的名讳臭不可闻，连学术性的指称都被视为罪恶，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充分发挥了汉语言之奥妙，孔子自此收获了最后一个官方封号——“孔老二”（字仲尼，正是家中行二的缘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冯友兰同志当年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一阅，便能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孔夫子、孔圣人、“孔老二”……恰似一部中国史，正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没有第二个人能在身后集如此大宠大辱于一身。两千年的盛誉与一朝一夕的折辱恰好从正反两个方面指向了同一个历史事实：孔子乃至他的儒家已经熔铸称中国文化浩瀚而牢固的本底，如果一定只能选一个人代表中国文化，试问：除了孔子，还能有谁呢？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今天，我们对孔子最原旨思想的把握依赖于语录体文本《论语》。与《道德经》相仿，《论语》被视为中国式智慧的元典，受到历代重视，比如北宋开国宰相赵普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典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名世。然而，承载孔子思想的《论语》并非孔子的手笔，而是门生辑录问学点滴的汇编。对此，《论语·述而》的一句记载可以看作是孔子本人给出的解释：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

“信而好古”其实就是敬天法祖原则的另一种表述。在这一点上，孔子给出了自己推崇的榜样——“老彭”。按魏晋时玄学家何晏的注释，“老彭”是殷商的贤大夫。也有人认为，“老彭”是老子和彭祖（以长寿著称的道家人物）的合称。考虑到诸子在敬天法祖上的一致性以及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后一种看法也不无道理。总之，孔子在此遵循着中国古典哲学的大原则提出了自己治学的小原则——“述而不作”，按朱熹的解释，“述”就是“传旧”，“作”就是“创始”。当然，这种治学原则与今天标榜的创新性是背道而驰的，在中国的传统中，它应该被看作是内敛与谦逊的表现，作为孔子对自己以及儒家后来者的德性要求传之于世。在儒家的孔子阶段，述而不作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们绝对看不到任何孔子的原创作品。作为第一位私学教师，孔子的学问始终以教育为本位，教育既不是理论发现也不是技术发明，从形式上讲，就是一个“传旧”。

作为传统学术的共识，孔子治学的文本成果被归结为“六经”，分别是《易》、《诗》、《书》、《礼》、《乐》、《春秋》。《乐》早已失传，余下的五部成为后来儒家的“五经”，即《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这些文本其实就是孔夫子从事教学活动的教材，既然是教材，就不同于专著，孔子只是编者，而非著者。其中《易》、《诗》、《书》、《礼》、《乐》的原始文本先于孔子已经成型，比如《易》被认为是上承伏羲氏而启于文王的典籍，孔子的工作在于删改编订。《春秋》特殊一些，作为一部史书，即使确如传说系孔子亲笔，但其内容也不过于鲁国库存的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