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轻舟）有时读书就像害瘟疫，总是一阵一阵的。或一连数月不碰诗书，倒也没觉得“不学诗，无以言”;或随时兴起，洋洋十万言的大部头，挑灯细看，不觉东方之既白。曾文正说：刚日读史，柔日读经。自觉的时候，自会去寻经索史;不自觉的时候，浑浑噩噩是常态——凡人生大半是不读书的。

　　一言以蔽之，读书讲求情境。情境并非环境，也不可简单化约为心情，它来自于一个人内在精神欲望的构建。我们一般不把学生读教科书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活动，因为极少有人会在没有应试要求的情况下去碰它，也极少有人可以把应付考试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欲望。所谓“书中自有......”的传统话语模式，其实并不是劝人读书，只是一种庸俗的物质利诱。读书本来是一种极私人的精神活动，它几乎与外物没有关系，却又在向内发掘的过程中联通了整个宇宙。所以陆象山在读《金刚经》时大呼“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真正读书的，读的事自己的内心乃至于整个宇宙。
 

　　晚清以来的学术，逐渐以西学法式为尊。新文化运动以降，尤以“革命”、“科学”风气为甚。像钱穆这样固守成规的学术遗老几成绝响。
 

　　虽为儒宗，但钱学之根本在于史学。钱先生的名望大半也是作为“史家”身份挣来的。“史家”不是“历史学家”(historical scientist)。史家宗奉的是从两汉经学到乾嘉朴学的传统，是儒学王官学的一脉。考据校订是功夫，佐王道，开太平是根本(当然，乾嘉一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背离，最终由梁启超、章太炎诸先生复兴)。看起来是故纸堆里的寻章摘句，其实有其深刻的现实政治寄托。这一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明白：亦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历史学家的术业是“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 其实凡自命“科学”的学问都不是真正的科学)，它来自于西方主要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学术产同。重视典籍与实物的互证。操作上与考古学为姻亲，提倡逻辑分析与规律总结。思想上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相契合。傅斯年先生曾总结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归根结底，历史学就是以资料(史料)为基础的所谓分析科学。至于现实政治、民族荣辱、世界大同种种皆与历史学家的职能不相干。
 

　　钱穆能以传统私塾出身(中学辍学)列位北大讲席，却迟迟不能以史学名望博得中研院(由傅斯年执掌)院士头衔，实在不能说和近世史学界东西分歧无关。好比南宋道学朱陆之争，傅视钱“本位”(凡事以“中”为本位，以“古”为本位)，而钱视傅“支离”。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既有钱穆先生所宣称的“温情”，又有不加掩饰的“自负”——毕竟在钱先生那里：中国与外国比，一定是中国的好;古代与现代比，一定是古代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