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进）大学与监狱，看似不太相关的两个机构，其运行机理和运转机制存在雷同之处，且对于身处其中者有着相似的影响。如果不对大学的本质加以认真理解并加以践行，极有可能让大学偏离其最初的目标，从而给大学换上一套不伦不类的囚衣。
改造人是大学与监狱共同的首要任务。好大学注重培养学生发现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强调帮助学生“成人”;好监狱引导犯人自我救赎，反身成仁，对所犯罪行“认账”并忏悔，最终成为积极的社会成员。区别在于学生毕业时对未来满怀憧憬，且社会对大学生群体抱有正向积极之期待;而囚犯离开监狱时大多对前途心存忐忑，且社会对于失足者的宽容和接受还亟待提高，“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古训还极大地影响着普通民众的认知。当然，当学生怀揣毕业证书、当刑满释放者信心满满地踏出牢门时，尽管他们都无比激动终于逃出生天，但他们是否真正从内而外地彻底地完成了自我改造，恐怕相当一部分人未必那么肯定。于是，在生活的重压下，意志薄弱者要么自我了断，要么重新回到出发之处----毕业生选择回去考研，刑满释放者再度犯案以求逃避“异样的注视”。如果在大学或监狱待得太久，甚至有可能无法再适应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直接攻研，并非他们都立志于科学研究，而是长期待在学校所带来的舒适感让部分学生不愿意过早进入社会，这种惯性力驱使他们“一路读下去”，直到再无学位可读为止。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被关了50年的老布出狱后实在无法适应快速多变的社会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而经常见诸报端的研究生因为觉得前途灰暗而一时想不开的事例，其心理动机和老布如出一辙，这都凸显出改造未必卓有成效。
改造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强制”，这是大学与监狱都必须加以充分利用的重要管制手段----大学强迫学生购买自编教材、向自设的慈善基金捐款、使用指定的假冒伪劣床上用品、忍受“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向主流价值观看齐等等，监狱强迫囚犯参与生产劳动、按规定作息时间生活、接受名目繁多的教化教育等等。在大学，学分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制，在规定期限修够规定学分数才给毕业，而且还得满足各种各样的附加条件，例如很多学校自行设定毕业与否与四级通过直接挂钩;更严重的是，强制学生的思想必须符合教师认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倘若学生胆敢反抗，轻则挂科，重则纪律处分。在监狱，囚犯必须遵守看护者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牢头的管教，才能平平安安，否则就会在“躲猫猫”中不幸身亡。
改造与奖惩息息相关：囚犯会因表现好坏而获得减刑或被加刑，学生也会因优秀与否而提前毕业或留级;囚犯会因破坏纪律而被关黑屋，学生也会因违反校规校纪而被处分。懂得遵守纪律和制度，是顺利毕业或刑满释放的首要条件。为了让“强制”得以施行，学校和监狱都需要描绘美好愿景，这样学生和囚犯才会心甘情愿地服服帖帖。学校会用成功学作为最佳利器来“激励”学生，而监狱会鼓吹“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金玉良言。可并非每个学生都能在学校习得真本事并一飞冲天，大部分学生接受大学教育后一生终究碌碌无为，而囚犯在满怀期望重新踏入社会后才发现“有色眼光”从来就不曾离开过自己，很多人就此再度沉沦。
强制还体现在环境对人的约束，这一点极为重要。学生不仅要主动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变化，更被教导必须迎合身边有权势者的利益诉求，否则就会因为特立独行而被视为“不合时宜”从而遭受排挤甚至被“踢出局”。想在学生会谋得一官半职，须得搞懂“官场规则”;欲从老师处获取高分又不想勤奋学习，那就要用上“厚黑学”;至于“明规则”与“潜规则”如何区分，更是急欲向上攀爬者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这些手段对于囚犯在牢狱中的生存同样至关重要，搞清楚权力谱系并正确地加以投靠，才能不吃苦头，甚至过上好日子。学生与囚犯一样，其生活圈子都较为固定，一旦进入立马会被编入固定的班级或监区，所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也较为明确，这样的环境反而加重了对人的强制性改造。
大学与监狱一样，有三六九等之分;学生与囚犯一样，有优良中差之别。名牌大学里的优等生，心系西方强国，大学只是“人才中转站”或“预备训练营”而已，且一朝别去，永不回顾。高级监狱里的重要囚犯，其实不在“坐监”，而是换个疗养场所罢了，一旦觅得保外就医的资格，自然也就逃离了牢狱的羁绊。反观低层次学校的差生，既缺少优质的教育环境又难获社会认同，于是整日浑浑噩噩，无心读书，无念做事，前途理想都视为泡影，满脑子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想法。普通监狱中那些做“老常客”的轻犯，所犯皆为鸡鸣狗盗般的小偷小摸之罪，长久在牢房进进出出，对生活早就没了期待，得过且过及时行乐的念头，使得他们一有犯案机会就铤而走险。其悖论之处在于：重犯一有悔改之心，则众人皆额手相庆，似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的人间美景永远值得称颂;轻犯因为屡教不改，所以虽然对社会的危害较重犯小得多，却时时被人怒骂痛斥，而且，骂一个无权无势的轻犯比指责一名位高权重的重犯，那是安全得多的事情。同样的，出身名校者犯了事，或轻描淡写地予以驳斥或声明，或根本置之不理不予理会，总之自有组织和机构出面“为尊者讳”;而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出身者，倘有违规之举，必被占据社会道德制高点的大佬们“痛打落水狗”，永世难以翻身。
大学有象牙塔之称，监狱有囚牢之说，都近乎“独立王国”，不仅外人难窥其内在玄机，同时在遭遇外界批评时极易关门谢客不予理睬，其傲慢可见一斑。但凡高校出现任何行为不端之丑事，必先掩上盖子，不欲让外人知晓其中真相，继而用内部处理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好我好大家好”，长此以往造就了高校管理者的思维定势—--遇到好事时必大张旗鼓地高调宣传，遇到坏事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拒人于千里之外。监狱由于更加特殊的管理要求和更为神秘的组织特性，更是如此。不是局内人，很难清楚监狱的内部运转情况，更无从了解监狱的内部利益纠葛是如何发生的。一切对于监狱的质疑，都难以获得正式答复。当然，正是因为大学与监狱的独立性过强，使得身处其中者极易生发出真挚的情谊。由于长期处于共同的密闭空间，就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情一样，学生最怀念宿舍的哥们情，囚犯最看重牢房的狱友情，这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情感非比寻常，有时甚至会成为身处其中者回忆这段岁月时惟一留下的亮色。
有的学生受不了大学的禁锢，所以果断地退学;有的囚犯不甘心荒废时光于监牢之中，所以选择了越狱。可见，大学与监狱，纵然对于人的自我成长有很多助益，但如果不妥善管理和精心设计，极有可能对人带来成长中的严重伤害。对于身处教育系统的每个人，如何从自身做起，成为真正有职业伦理的教师和学生，这是不让大学轻易换上囚衣的重要保障。毕竟，监狱会让人失去自由，而大学本就应当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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