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凝聚力
 

　　(文/邹谋炎)甲午之年，许多中国人都会联想起历史上的那个梦魇。说起来，从慈禧、李鸿章、丁汝昌，到下层管带邓世昌，有人不爱国吗?应该没有。有人是投降派吗?好像都不是。但那场仗败得惨，败得亏，败得可耻!从史料上看，当时朝廷也算作了准备。从数量上看，我方不算弱。怎么一打起来，就那么不堪。

　　后世人对那段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些说法似争议不多，如朝廷腐败;慈禧奢靡，挪用军费;官员腐败涣散;国外商人做假;等等。其实，想想那段历史，普通人都能看出那注定是一场遭遇惨败的战争。最直观的因素在于：大清帝国的军队没有一处不是松散的!邓世昌不畏死，但要等到炮弹装镗，才发现是假货，作为水军管带，战前检查在那里去了?丁军门以自杀殉国，但日军都逼近了还抽大烟，军情完全无知!
 

　　松散的军队注定要打败仗。两军对垒，士兵们只是“当兵吃粮”，这个仗就没法打。无论元灭宋，还是清灭明，以小制大，都是大者溃散。“一盘散沙”是对近代中国人的批评。正因此，才不断勾起日本人打更大的主意。
 

　　民族的凝聚力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反腐深得民心。若不反腐，中国人再要成一盘散沙。
 

　　二、职与责
 

　　这是一个与凝聚力相关的话题。“当兵吃粮”，兵理所当然。只要身在兵营，值班上岗，长官命令开火就开火，就满足了职务要求。此例可推论到公职人员、研究人员、学生等等。至于“责”，伸缩性很大。保安不会理睬门外的纠纷甚至包括犯罪行为，这是通例，因不在责任范围内。公职人员只管完成上面布置的事情;科研人员只管分配下来的任务;学生只管提交老师布置的作业;。。。这样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司空见惯。例如在科学网上，有人说起“平庸”理直气壮，“各司其职”自然是无可辩驳的理由。而如果这是缺少进取精神的托词，就和“当兵吃粮”没有不同了。
 

　　诚然，等级社会下的职和责应当是匹配的，越级施职常常要惹大麻烦。然而，例如“匹夫有责”那个“责”好像和“职”不必太匹配。科技人员没有必要给自己戴上“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学生也是如此，因为“责”的动力并不抽象：首先是自己的前途;其次是父母的期望;第三才是社会责任。如果对自己的前途尚缺乏奋发精神，更谈不上社会责任，“匹夫有责”就成了废话。
 

　　责是担当，据说也是所谓“贵族精神”中的可爱之处。其反面则是麻木，是涣散社会中人的通病。由“职”规定的担当自然是基本的“责”。如果仅限于此，队伍不可能凝聚得好，还要有超出“职”的担当 --- 它来源于观念、思想、信念。所谓“两军相搏勇者胜”，如果上上下下都是勇者，焉能不胜?
 

　　三、体和用
 

　　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乏思变者。洋务运动、办西学早已开始。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引进西学思想技术的同时，保持传统儒学的主导地位。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这条路难以走通。近几年的中国，有些社科文化人大力宣传儒学，以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为契机，在地方参与下，广泛开展各种祭祀活动，让人有实施“复礼”的感觉。儒学所倡导的道德观被重新唤起，无疑，对社会文明和稳定有积极意义。确实，许多中国人信仰迷茫，儒学传统中有宝贵可用的成分，应该利用。
 

　　但是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基本问题：面临生存和发展问题，特别是面临现代国际竞争，“中学”担当得起“体”的作用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从汉代以来，儒学被当权者广为推崇，其中包含的糟粕部分被不断放大，成为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因素。技术被贬斥为“淫技”，从技者属社会下层，使得技术传承始终处于师徒传授模式，缺乏系统性的分析、归纳和综合，难以形成精确的理论描述。知识文化一直是政治权利的附属品，技术更是如此。这些现象和国外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格格不入。现代的中国，从政界到学界都有有识的变革者。但要改变历史积累起来的社会性思维习惯绝非易事。事实上，“鄙薄技术”在现实的中国仍然处处可见，虽然人人都知道生财靠技术，都知道武器落后会吃大亏。
 

　　四、生存
 

　　甲午之战那样的国家冲突还会重演吗?肯定会!只是时间不必是在目前。生存、资源这些话题天天都在说，因为这才是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我们所处的地球没有一天是完全安宁的，原因也在此。
 

　　尽管日本政客一直做着对中国不善的事，国人已经习惯了，人手一个日产相机，家里还有若干个日产家电什么的。这些方面见不到多少中国科技人员的作为，而连人口少得太多的韩国，也拿得出一些可以竞争的东西。谁都可以算算账，我们付出的钱能养活多少日本人?能帮他们造多少武器?如果有事，可能造多少麻烦?
 

　　国强需从每个人自强做起。甲午的梦魇已经过去，而生存和发展的主题天天都在演绎。实干才能兴邦。科技人员不是多数人都能够创造颠覆性理论，但每个人一定能有所创造。应用科技人员最有意义的事是创造产业。只有为此努力了，才说得上尽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