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一天》在全国各地上映，有人说好，“站在了正常人类的水平线上”，也有人说不好，“有点假”。“有点假”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评价，这种评价通常不来自于“它是否存在”，而来自于，“我觉得它应不应该存在”。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编剧，另一个是记者。有一阵子记者朋友经常相亲，遇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相亲对象，编剧朋友就打算把记者朋友遇到的事写进戏里，但她的领导强烈反对，“太假了，不行!”
 

　　也许，我们对于真实的预设，很多时候并不是在于它发生了没有，和能不能发生，而在于想不想让它发生。对于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可以多给自己一点希望和可能，不要那么轻易地否定，因为这个世界如此多样，很多尝试都有价值。我们不能因为对某个群体“不可能”的想象，而扼杀了他们当中有人能够实现这个突破的可能性。今年社会创新周上，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首席执行官Geoff Mulgan总结社会创新时说，“几乎所有的新想法，一开始都会被无视，然后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和鄙视，经过自我证实后，才会得到正视。”那么，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有点假”的《有一天》里，到底有哪些其实是真的。(有剧透，慎点)
 

　　1、有人看不起电影?
 

　　《小小电影院》讲的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是电影放映员，当初夸下海口说看电影不成问题(小时候确实可以认识人偷偷溜进去，但现在院线都是要钱的啦)，海口夸完也就忘了。孩子却因为父亲的“不守承诺”成了玩伴中被孤立的对象。于是就有人说了，他们怎么可能看不起电影呢?!网上不是说“农民工月入过万”吗，电影票才几块钱?
 

　　孙阿美同学在做“零钱电影院”项目之前也没想过这件事，但后来她们走访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时发现，90%以上的孩子，都没看过电影。而另一个朋友今年开始接触打工子弟学校了，也才开始知道，原来真的有很多人，从小到大都没进过电影院!当然不做公益也能一探虚实。当你出去吃饭、宵夜、唱K、买菜、停车时，顺口问一下服务员、卖菜大婶、停车大叔，“您平时看电影吗?您最后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您的孩子看电影吗?”也许这个从未被你思考过的问题的答案，就离你一步之遥。
 

　　有一个做农村小额信贷的朋友告诉我，即便是中国的农村，真正“非常贫穷”的像孟加拉那些妇女一样的人已经很少了，只要有劳动力就可以进城打工。他们的很多贫穷并不是金钱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机会上、信息上、尊严上的不平等。他们当然不是看不起，而是他们并不觉得电影是必需品。然而有很多人的梦想，却正是从电影和文学作品开启。乡村电影院和图书馆的价值便在于此。
 

　　2、怎么可能有人管闲事
 

　　《回家的路》讲的是一个影院经理看到一个乞讨的小孩，把他留下来照顾，并且寻找各种线索把他送回家的故事。这个故事确实有点生硬。因为冷漠的人、凶狠的蛇头都是符合我们认知的。但是这个影院经理就耐心得有点鸡汤了。但是这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事，聊城男子郭刚堂的孩子3岁时被拐卖，他用了整整12年，骑着摩托车走遍了中国，途中有人知道了他的事，就把自己淘汰下来的摩托车送他，有人包圆了他带在身上边走边卖的葫芦画。而他自己，在12年里，解救了7个被拐卖的孩子，送他们回家，自己的孩子却始终没有找到。
 

　　2012年他投身公益，做了一个寻子网站，他在公开信里说，“我们不敢奢望再麻烦大家，只希望您能帮忙注意一下您身边有没有来历不明的孩子，如果有的话请留心一下他们是不是被拐骗的，并及时到派出所报警。”而现已寥落的微博上，当年也确实曾经有过轰轰烈烈地微博打拐运动。只是，这样的热度，很快被各种争议和新的热点淹没。
 

　　打拐这个问题很大，大到需要一套深思熟虑的规范和防范。这问题也很小，多找些人来壮胆，过问一下，过问到底也许就有希望。但如果没有人做，这一切就永远无法发生。如果永远只在网上发照片，却没有人在现实里较真，也许这故事永远就是最假的那个了。
 

　　3、聋哑人唱歌?
 

　　伦敦奥运会上的听障女子打击乐手埃芙琳·格兰妮的表现大家也许还有印象。台湾男演员东明相主演的《练习曲》应该也有很多人看过吧。这样的案例其实不胜枚举。也许会有人说，别拿个案说事，他们是运气好的，这样的人凤毛麟角。但是在健全人的世界里，不也就只有一个郎朗么?每个人其实都是个案，所以每一个个案都应该由足够的想象空间，而不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群体，就被剥夺了做某件事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