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导北上，胜少负多，陈可辛是少数口碑幸存的强者，只因他一直有意去港靠陆，不似其他港导，象征性的加几只可有可无的花瓶做点缀，或者把明明与大陆环境水土不服的故事简单换成包装，以为自己争得合拍片的名份。从《如果爱》开始，陈可辛一直在认真的清除自己电影里香港制造的痕迹。到了《中国合伙人》，终于实现了从演员阵容到故事情节，甚至输出价值完全大陆化的巨变。显然，主动寻求身份认知取得的成功，让陈可辛有理由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但聚焦于打拐事件的《亲爱的》又并非如预想中的那样沦为简单粗暴的情感催泪弹或是对现行社会现状的冷嘲热讽，电影中的打拐如同冰山在海面上露出的一角，其下的庞然身躯——情理与法理的矛盾，才是陈可辛真正感兴趣的话题。
 

　　由于选取了打拐这一极易引起争议的现实主义题材，加之如今华语电影市场同类作品的匮乏，《亲爱的》在一开始便已在道德上占据了一个难以被撼动的制高点。而陈可辛在经过了前几部内地题材电影的尝试后，对于大陆地区环境的熟悉程度以及在大陆演员的使用环节上，甚至已经超越了许多内地同行。影片中肮脏破旧的深圳城中村，云龙混杂的北方火车站，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里那极具地方特色的办公态度，都让人暗自佩服陈可辛对于大陆的细致观察。而赵薇让人瞠目的自毁形象演出，黄渤的非喜剧小市民形象，以及在短暂出场时间里形象历经一百八十度反转的佟大为，同样离不开导演的精心调度。
 

　　以当下的环境而言，其实陈可辛只需静心讲好一个打拐寻子的故事，让人在走出影院后皱着眉头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评头论足一番，便足以拍出一部口碑及格线以上的作品。而《亲爱的》剧作前半部分也的确按此思路有条不紊的推进着，意外降临的不幸，寻子过程中的艰险，及至守得云开，盼来的却是一轮黑色的太阳。黄渤郝蕾夫妇寻子受阻，遭遇全村追杀，似是当年《盲山》里的景象重现。眼见民智未开，愚昧无知的断言就要出口，声色俱厉的却变成了象征正义法律的警察，蹲在地上的农妇反而成了观众同情的对象。原来，他说的不只是打拐。
 

　　在一个敏感话题上戛然而止，是陈可辛的聪明之处。规避审查中可能带来的风险自不必言，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出于观众情感需求的考虑。电影的后半段依然在寻子，只是主角换成了赵薇。故事视角的悄然转换背后实质是情理法理天平的偏移。丢孩子的找孩子，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这样的情节并不新鲜，除了贩卖悲伤，很难有更多的新意。让别人丢孩子的，同时也丢了自己孩子的再去找孩子，于理不容，但于情又是众人皆可理解，纠结来了，冲突来了，戏的高度一下子就上去了。值得注意的是，陈可辛在电影里对于法律的态度相当暧昧，警察、法官，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形象多次出现，但作为法律化身的他们往往却带给人一种冰冷残酷之感，仅将此理解为陈可辛对于大陆制度的批评显然过于肤浅，审讯时的恐吓，调解时的眉头紧蹙，开准生证时的荒唐言语，更像是法律本身尴尬地位的体现。诚然法律与规则足以在大多数时间保证社会的公正有序运转，但在更为柔软的人心面前，它的僵硬与不近人情又让人哭笑不得。
 

　　抛出答案而放弃解答，模糊而开放的尾声，是聪明导演的做法。我们无法分辨出影片结尾赵薇的哭声里更多是喜极而泣还是对自己不幸命运的哀叹，就像当法律与情理并排出现在我们面前，做出抉择总是如此艰难一样。矛盾无法化解，唯有宽恕和怜悯能让锋芒没那么尖锐。不尖锐，才不伤人。不伤人，才够温情。